中國社科院經濟學部2014年經濟形勢座談會于2月9日至10日在京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相關領域研究所、職能局的負責人和專家學者，幾十位所長副所長等百余人參加了會議，并且對經濟形勢及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在經濟走向、金融、財稅、經濟結構、增長速度、國際環境等方面都做了深入探討。
在為期兩天的會議上，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作《世界經濟形勢和任務》專題演講，裴長洪、高培勇、蔡昉、張宇燕、李雪松、黃群慧、潘家華、魏后凱、張平等知名學者圍繞國內外經濟熱點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與交流。中國社科院院長王偉光指出，面對新形勢，中國社會科學院要做到基礎研究和對策研究并舉并重，一方面要加大對策研究的力度，另一方面要凸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殿堂的功能。要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和當代社會主義的發展趨勢和未來走向。在經濟問題上，既要注重技術、微觀層面的研究，又要避免技術化、碎片化傾向，對重要問題要拿出理論性、戰略性、宏觀性、前瞻性、全局性的解釋。要始終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做學問。
專家們圍繞2014年世界經濟形勢和中國經濟走向，進行了如下深入研討：
社科院副院長李揚：
國際金融去杠桿并未完成 全球金融危機進入第二階段
從2007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從美國開始迅速席卷全球，在歲末年初大家都要對形勢做一些估量，我總的估量是危機沒有過去，只是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從發達經濟體情況看，危機最困難的時候過去了，但是造成危機的基本因素并沒有消失，更重要的是在應對危機過程中采取了很多超常規的措施，這些超常規措施在阻止危機惡化的同時也加重了復蘇的重負，使得復蘇過程撲朔迷離。
發達經濟體經濟發展方向嚴重偏向消費者導向，經濟結構高度依賴服務業，而制造業已空心化。判斷危機是否過去，就要看實體經濟領域中經濟發展方式偏頗以及經濟結構扭曲的狀況是不是得到解決，顯然沒有解決。同時，危機最初是金融危機，表現為杠桿率非常高。去杠桿化是解救危機的一個必要路徑，現在去杠桿并沒有完成，在一定意義上還在提高。
全球危機還沒有過去，第二個表現在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危機初期曾出現一個現象：一方面，發達經濟體經濟很不好；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很好，以至于出現一個概念，叫做“雙速脫軌”，兩類國家兩個速度，而且是脫軌的。但目前，危機進入第二階段，發達經濟體穩定了，新興經濟體開始陷入危機。這是因為新型經濟體之前的快速增長主要受益于全球貨幣市場放水提供的資金支持，當量化寬松政策結束，舊有的各種問題又重新出現。
就中國經濟形勢而言，當前主要面臨的五方面風險。首先是經濟減速，從此前10%左右的增長回落2-3個百分點，對經濟沖擊較大，需要幾年才能將負面影響完全消弭。其次，房地產行業問題突出，一直沒有明確房價上漲的具體原因，當前金融部門已經在對未來可能的下跌做準備。再次，產能過剩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癌癥，但是消減產能如何形成共識如何落實存在困難，而且中國還得面對為保證短期增長必須依靠投資的問題。第四，金融方面同時存在貨幣泛濫、貸款困難、利率偏高的現象，說明依靠政策調整已經解決不了這方面的問題，必須要動大手術。最后，地方政府債務雖然從總量上看不是問題，但是具體到一些局部問題較為突出。
國際金融危機并沒有過去，只是發展到了新的階段，危機深入到如此程度,根源在于實體經濟出了問題,因此,走出危機的治本之策是改革，世界各國走出危機的根本方法都在于改革。哪一個國家對自己的問題認識得最深刻、改革策略最完備、改革決心最大、效果最顯著,哪一個國家就會在未來占據先機。比較讓人欣慰的是，中國在這方面走在了前面。
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平：
中國需要金融、稅收體制聯動改革
當前宏觀經濟中存在三個典型化事實：第一，生產者價格指數(PPI)持續負值已經兩年，而且2014年依然會持續為負。消費者指數(CPI)代表的通貨膨脹顯示的是消費者的受損程度，而生產者價格指數代表著生產者的受損程度，持續的負值意味實體經濟陷入通貨緊縮。與此對應的是房地產指數持續走高，只有房地產行業處于持續繁榮；第二，國民經濟結構調整更趨向“房地產和基建”的投資帶動，中國當前的增長模式高度依賴于土地和資金，增長的帶動力從投資+出口的模式轉向了單一投資拉動模式，2013年上半年出口中的假出口調查出的問題在公布的GDP中未扣除，如果加以扣除，2013年出口帶動為負，與發達國家復蘇開始不同步了；第三，社會融資總規模持續擴張，但利率也不斷走高，2013年社會融資總規模突破17萬億元，利率持續走高，利率曲線走平，短端走高，融資成本持續推高。
中國社科院以李揚為首的課題組發布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3》指出了當前企業負債表的高企。首先，企業和公司的負債已經成為了資產負債表出現問題的最大挑戰，因為中國實體經濟下滑的情況下，回報率無法支撐實際貸款利率在9%以上的水平，實體經濟違約問題會越演越烈；其次，大量負債主體需要以新還舊，但利率高企會不斷惡化各個資產賬戶的負債表，政府部門、金融部門都面臨壓力，而居民也難以得到便宜的住房貸款，高利率將進一步惡化資產負債表，2014年債券市場融資規模在8.8萬億元規模，未來幾年挑戰會再次加劇；再次，房地產價格如出現下滑，資產負債抵押物所面臨的挑戰將是非常嚴重的，將導致系統風險加劇；最后，2014年融資規模要突破19萬億元，才能保證當前經濟增長保持在7.2%以上，但是這樣做也是在加速金融風險積累。
短期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是，金融不擴張經濟就下滑。央行2013年下半年開始去杠桿和減低金融機構風險配置，2013年12月廣義貨幣量(M2)開始降速，2014年開年疲態已經出現，1月匯豐和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和服務業指數均大幅度下降，3月由于工業重新開工，可能會有季度性回升，但以現在的利率和融資難度看，二季度經濟將回落到7.2%左右的水平，全年經濟增長目標應該下調，全年物價上漲也就在2.2%左右的水平。
展望未來5年，人口城市化仍處于加速階段，但是是總量會放緩。按我們的測算，2016年至2018年，城市化推動的投資率上升趨勢就將結束，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會逐步加強，經濟潛在增長率將下調到6%至8%。要想穩定增長速度，要考慮五件事情：第一，從農業向工業進行要素轉移推動的勞動效率提高階段已經讓位于城市化下的工業和服務業結構調整和效率提高階段，目前中國服務業比重超過了第二產業，但效率低于第二產業，服務業效率提高是穩速的重要方面；第二，要素分配是一個重要的福利政策取向，初次分配中資本份額過高，必然要調整，循序漸進是重要的；第三，當前最為嚴重的是資本產出效率持續下降是影響增長速度的主要因素，提高資本產出效率是關鍵；第四，全要素生產率(T FP)的貢獻提高更為重要，這完全要靠改革；第五，人口變量在未來5年影響不大，但更長期看其對城市化、要素分配比例、資本積累均有深刻影響。
中國經濟在這次金融危機沖擊下，加大了基礎設施投資，推動了城市的快速發展，但在產業升級、資本產出效率、勞動生產率和T FP上未有明顯提高，甚至出現持續下降，上升的是杠桿和資產、勞動力等要素投入價格，競爭力的削弱也會導致中國與發達國家政策調整的脫鉤。
所以中國經濟中長期面臨的，是用金融擴張難以對沖經濟的結構性減速問題。中國的社會杠桿率不僅是M2/GDP為190%多，加上信用創造超過200%，金融通過放松管制加大了社會融資的幅度，拉高了杠桿，增加了總需求，穩定了經濟增長，而且未來的金融穩定需要繼續新的金融工具。金融對增長而言有著重要的功能：中介功能、配置功能和提供信息的功能，但過度金融中介化的發展，會導致金融去功能化，即自我循環交易，從而喪失對增長的功能。當前是國家在用信用擔保，在全球套利的背景下，收益率競爭必然加速金融去功能化的過程。當前實體經濟普遍通縮，而利率高企，資產市場通脹的格局在不斷積累風險，3年內估計中國仍是全球最好的收益市場，但長期資產收益率下降和杠桿過高會引起極大的信用風險。中國需要金融、稅收體制聯動改革：債務調整、定義風險、統一監管，同時增加一次性資本補充和拉長債務期限，在此基礎上進行結構調整機制轉變。
金融研究所所長王國剛：
回歸實體經濟應是金融改革重心
近年來，中國貨幣政策定位出現了諸多變化：1999-2003年，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2004-2007年，穩健貨幣政策的取向是適度從緊；2008年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2009-2010年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2011-2014年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其中，2013年10月份以后，取向為“緊平衡”。2013年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除公開市場業務外，新采取如下措施：常備借貸便利(SLF)，以抵御銀行體系流動性的臨時波動；2013年7月20日出臺了放開貸款利率下限的措施；9月24日，在取消貸款利率下限之后，央行推進了金融機構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的建設。10月25日，貸款基礎利率集中報價和發布機制(LPR)在試運行一個月后正式運行。
當前經濟運行中的資金就總量而言是充裕的。2013年，廣義貨幣(M2)余額110.65萬億元，同比增長13.6%，高于年初預計的全年13%的目標值；狹義貨幣(M1)余額33.73萬億元，同比增長9.3%，高于2012年同期的6.5%增幅。因此，從貨幣供應角度說，經濟運行中的貨幣數量是能夠滿足需要的。2013年社會融資規模為17.29萬億元，比2012年同期多1.53萬億元。這說明，經濟運行中的資金總體上是充足的。人民幣貸款增加8.89萬億元，同比多增6879億元。人民幣貸款余額71.90萬億元，增長14.1%，高于GDP7.7%的增長率，因此，貸款環境并不太緊。
2013年的貨幣政策總體上保障了經濟金融運行的正常秩序，支持了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2014年還將繼續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M2在14%左右、M1在9%左右、貸款增長率在14%左右，經濟運行中的資金是有保障的。2014年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將根據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增長率的變化和外匯儲備數量的增加而擇機出臺。如果CPI連續3個月出現4%以上，可能需要提高存貸款基準利率；如果通過外貿和外商投資等路徑流入的外匯數量減少，則可能進一步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反之亦然。
2013年，金融運行中凸顯了一系列值得關注的隱憂問題，主要表現有五個方面：第一，201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降低實體經濟部門的融資成本，但2013年的金融運行中，這一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有進一步加重趨勢。第二，通過銀信合作、銀證合作、銀保合作等路徑，銀行大量資金流向實體經濟部門(包括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房地產等)，抬高了資金利率水平。第三，資金錯配情形加重，引致了2013年5-6月和11月下旬以后的銀行間拆借利率(尤其是7日以內)的飆升。第四，金融機構為自己服務的程度和規模不僅沒有降低，反而在加重。第五，公司債券成為間接融資工具，是銀行貸款的補充品；與此對應，銀行理財產品基本屬于存款的補充品。
作為應對，6月24日11時，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廳發出“關于商業銀行流動性管理事宜的函”，強調：商業銀行要密切關注市場流動性形勢，加強對流動性影響因素的分析和預測，做好半年末關鍵時點的流動性安排。商業銀行應針對稅收集中入庫和法定準備金繳存等多種因素對流動性的影響，提前安排足夠頭寸，保持充足的備付率水平，保證正常支付結算；按宏觀審慎要求對資產進行合理配置，謹慎控制信貸等資產擴張偏快可能導致的流動性風險，在市場流動性出現波動時及時調整資產結構；充分估計同業存款波動幅度，有效控制期限錯配風險；金融機構特別是大型商業銀行在加強自身流動性管理的同時，還要積極發揮自身優勢，配合央行起到穩定市場的作用。
各金融機構要統籌兼顧流動性與盈利性等經營目標，合理安排資產負債總量和期限結構，合理把握一般貸款、票據融資等的配置結構和投放進度，注重通過激活貨幣信貸存量支持實體經濟發展，避免存款“沖時點”等行為，保持貨幣信貸平穩適度增長。
隨后，6月25日18時，中國人民銀行發出“合理調節流動性 維護貨幣市場穩定”一文，一方面強調截至6月21日，全部金融機構備付金約為1.5萬億元。通常情況下，全部金融機構備付金保持在7千億元左右即可滿足正常的支付清算需求，所以。從總體看，當前流動性總量并不短缺。另一方面，強調要把穩健的貨幣政策堅持住、發揮好“同時，也要根據市場流動性的實際狀況，積極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再貸款、再貼現及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SLO)、常備借貸便利(SLF)等創新工具組合，適時調節銀行體系流動性，平抑短期異常波動，穩定市場預期，保持貨幣市場穩定，為金融市場平穩運行和經濟結構調整、轉型升級創造良好貨幣條件”。
然而，2014年，上述問題或將延續。如果不盡早予以認識并采取措施予以化解，這些問題的發生頻率和程度都可能加重。另一方面，在經濟增速下行過程中，貸款等金融資產的不良數額可能增加；在去過剩產能的過程中，貸款等金融資產的不良數額也將增加，對此，既需要有一個冷靜的認識，也需要在政策面上盡早做出安排。
要根本解決這些問題，關鍵還要靠改革。金融改革的重心，應該是回歸實體經濟。金融內生于實體經濟部門實際上有著兩條路徑：一是金融機構的路徑，即通過實體經濟的發展，獨立出了專門從事金融業務活動的金融機構；二是金融市場的路徑，即實體經濟中的實體企業和城鄉居民可以直接進入金融市場，以自己的名義發行和交易各種金融產品。“金融回歸實體經濟”的重心在于使得實體企業和城鄉居民能夠直接進入金融市場。當前應以公司債券為基本抓手，推進金融回歸實體經濟，展開中國金融體系再造的工程。在金融運行中，存在著眾多可用公司債券予以化解的矛盾：貨幣供應量高企、銀行信貸資金的期限錯配、推進債務率降低、推進資產證券化、緩解小微企業的融資難和熨平股市波動。
在金融改革中，公司債券的功能舉足輕重，包括：利率市場化改革、存款保險制度、推進商業銀行業務轉型、資本賬戶中的交易項下開放和推進亞洲債券形成。推進公司債券發展需要落實三個機制：發行的注冊制，直接向實體企業和城鄉居民發行，利用網絡展開交易。在公司債券回歸直接金融的條件下，擇機出臺“貸款人條例”，以促進實體企業間的資金借貸發展；修改《票據法》，發展融資性票據；推進金融租賃機制的發展，準許實體企業根據經營運作的發展要求，設立融資租賃公司或介入融資租賃市場。
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
七因素影響2014年世界經濟走勢
2014年，七個因素將影響世界經濟走勢：
第一，發達國家消費需求仍將維持低速增長。美國家庭債務與GDP之比在1985年至2007年間大幅上升，但這期間美國經濟整體看表現平平。鑒于美國家庭資產負債表正處于修復期因而不大可能再度大幅升高，也鑒于美國收入增長緩慢且兩極分化嚴重，美國面臨的很可能是消費需求長期疲軟的局面，其結果便是溫和蕭條成為常態。即便在某一較短時期內出現較快增長，那大多也主要是由于信貸擴張或泡沫加大。美國房地產2013年從上半年量價齊升到下半年雙降，就多少說明些問題。對美國、歐洲和日本而言，消費需求疲軟的根本原因之一都在于人口增速緩慢，所不同的是歐洲失業率常年處于高位，日本老齡人口消費意愿下降，而美國則一直存在貿易赤字。
第二，美國的“退出”政策及債務上限問題。美國貨幣政策調整的時間、力度與速度。2014年美聯儲已開始減少資產購買，從每月850億美元減少到650億美元。雖然減少購買是一個漸進過程且數額不大，但這意味著持續和大量的流動性擴張期結束，市場正在形成流動性開始收緊的預期，美國長期利率業已開始上升。流動性減增直接會影響到全球資本流動、匯率波動以及風險資產的重新估價，從而加劇了部分國家或地區增長前景的復雜性。自2007年以來，亞洲國家的信貸與GDP之比、整體杠桿率以及外匯借款均有較大幅度上升，部分亞洲國家債務期限錯配風險亦升高。決定于國內經濟狀況的美國貨幣政策進一步調整貨幣的力度和速度，其溢出效應值得特別關注。盡管10月16日美國兩黨在給予聯邦政府臨時撥款和提高公共債務上限問題上達成妥協，但美國的債務問題并未得到根本解決，民主黨和共和黨對立依舊。如兩黨互不妥協，勢必會引起全球金融市場的恐慌。
第三，歐洲仍未徹底擺脫通縮陷阱。2013年12月歐元區CPI為0.8%，是最近3年來最低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最近亦對發達經濟體出現通縮發出警告。更令人擔憂的是美歐日三大經濟體貨幣政策的不同步。美國已經開始“退出”，而歐日仍要努力防范通縮風險。盡管歐元區債務危機總體上得到了一定緩解，但不排除個別國家債務問題暴露或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性。如果某些、尤其是個別系統重要性國家主權債務風險上升，歐洲的復蘇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并會拖累全球增長。法國和西班牙2013年財政赤字/GDP分別為4.4%和7.1%；法國經常賬戶赤字/GDP為1.9%；西班牙失業率為26.7%。
第四，安倍經濟學最終效果如何仍是一個大問號。日本現政府的經濟政策并未觸及深層次的結構改革。難以化解深重的老齡化問題和經濟停滯，已使得家庭金融資產增長率明顯低于國債余額增速，寬松的貨幣財政政策延長了那些早該倒閉的所謂“僵尸企業”的壽命。降低全球最高企業所得稅率和提高消費稅都將是雙刃劍，在穩定債務、鼓勵投資和避免抑制消費之間很難三全其美。當日元貶值帶來的紅利遞減或消失時，出口部門亦將面臨新的挑戰。產業空心化導致的企業競爭力下降，加劇了日本貨物和服務貿易的逆差。
第五，新興市場國家開始進入中速增長通道。隨著美國開始退出數量寬松政策，持續十幾年以極低利率為標志的信貸周期結束了。與信貸周期相吻合的資本流入和投資周期也將進入一個下滑期，尤其是投資回報率步入遞減期時。大宗商品價格在經歷了持續攀升后正漸入平穩下降期，從而對依賴大宗商品出口的國家產生負面影響。再考慮到不斷積累起來的內外債務、財政赤字、貿易逆差等問題逐步接近或達到不可持續的程度，如不進行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與對外開放，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增速放緩將會持續下去。在2014年，不排除它們中間的個別脆弱國家經濟出現硬著陸的可能。
第六，區域貿易安排的影響將會逐步顯現。眼下正在進行的重要自貿區談判有5個、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有2個，它們各自所涉及的經濟規模都超過10萬億美元，其中“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PP)談判有望在2014年結束。雖然自貿區的建立有一定的排他性，但只要規模足夠大，全球得自貿易的收入就會提高。由新興市場國家和發達國家參與的自貿區或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對前者將產生深遠影響。諸邊自貿區談判能否有效遏制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勢頭，仍是個不小的問號。英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PR)發布的《全球貿易預警》報告顯示，2008年11月至2013年9月，全球共有貿易保護措施3784項，其中不公平的貿易保護措施891項；僅2012年6月至2013年9月全球新增貿易保護措施1354項，其中不公平的貿易措施254項。
第七，政治、安全和自然災害等突發事件。伊核問題的緩和或趨于解決將對能源市場產生正面影響。朝半島局勢的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巴西、南非、土耳其、印度、印尼等國都將在2014年進行大選，其社會政治穩定已引起關注。自然災害將終止2013年世界谷物產量增長8%的勢頭。
2014年1月IMF預測：2014年世界經濟增長率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為3.7%，其中發達經濟體2.2%，新興市場經濟體5.1%；商品和服務貿易增長4.5%；CPI發達經濟體1.7%，新興市場經濟體5.6%。我們認為，2014年全球經濟復蘇道路仍將十分曲折，經濟大幅回暖的可能性不大，但相比2013年，經濟增速很可能會出現小幅上揚，即按PPP計算的增長率為3.3%，按市場匯率計算的增長率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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